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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平:我对挣钱兴趣蛮大,以后不会以写作为主

更新时间:2014-10-28 20:15:26  作者:中青视线 文章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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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我以前做Flash网页游戏,后来做类似“三国杀”的棋牌游戏。现在开一家文化公司,做出版、展会等文化活动。将来,我不会以写作为主业。我对挣钱的兴趣也蛮大。我写作是出于热爱,说我想说的话。

  今日中青报刊发最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而引起热议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和花千芳的专访。周小平: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很好,市场化运作已很成熟,一些网络作家挣得特别多。花千芳:开完会,我坐着“地铁”—因为没有买到坐票,我在高铁车厢地板上坐了5个小时,回到了老家。

  今日中青报刊发最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而引起热议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和花千芳的专访。稿件为访谈体,让我们认识一下“周小平”何许人也。

  用“暴得大名”来形容花千芳和周小平并不过分。10月15日,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参会的72位文艺工作者名单曝光后,人们发现其中的70个人都是成名已久的艺术界内人士,只有两个人—花千芳和周小平,除了“网络作家”的标签,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将去何方,这三个终极疑问竟一时难住了媒体。

  日前,两位网络作家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同为“体制外”作家,虽然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但都走得“活色生香”。

  中国青年报:作为年轻的网络作家,出席如此“高大上”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否感到意外?

  花千芳:是中国作协出面邀请我。我是辽宁省抚顺市作协的会员,好歹也是“圈里人”,就没把自己当外人。他们跟我说有个“文艺工作座谈会”请你过来听一下,不用发言,穿便装就行。我就以为是培训课,有这样的机会到我身上,还挺高兴。也不知道怎么挑到我,就去了。下了火车,他们告诉我,会议是习大大主持召开的!我就懵了。我抓着对方的肩膀问:“真的?真的?真的?”

  周小平:我还好,在开会前并没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这是否意味着像你们这样的“体制外”人士,成为文艺界重要角色?

  花千芳:我去年加入抚顺市作协,可一直觉得自己在“体制外”。作协又不给钱,我还得每年给它交50元会费。这次请我去参加会议,可能是国家对互联网越来越重视的结果。这个结果落到我身上是一个偶然,但这件事的产生是一个必然—不请我也会请别人。并不是我特别出色,只因为是网民的一员。

  “体制外”作家和“体制内”作家都很重要。必须要有一些大师去做深度的研究、写作,但这些作品可能不适合普通人看。我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把大师思想的精华“翻译”成老百姓愿意看的。

  周小平:中央党校不是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吗?既然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在文艺战线上非常重要的平台,高层就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中国青年报:你们觉得自己和在座的其他作家相比,除了一个是在书上写,一个是在网上写,还有哪些不同?

  花千芳: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作家重深度,网络作家更重广度。有人看不懂传统的、高深的东西,但又需要充实自己,怎么办?就需要我们这些人来做“快餐文化”,或者叫“大众文化”。

  我对“快餐文化”这个词不满意,因为现在这群做“快餐文化”的人,已经走得太“远”了—一味地追求金钱,没有道德底线。只要做文艺工作,就应该宣扬真实、美丽的东西,为文明进步做点贡献。我不反对市场化运作,我们需要挣钱。我在写书的时候也鼓励大家多挣“小钱钱”,但一定要有道德底线。

  周小平:说良心话,在场的人都很知名,在各自领域有相当的成就和影响力。而我们本身水平很有限,影响力也小很多[来源:www.cyonE.com.cn/]。我们去的一个意义,可能在于我们这些80后,既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家国情怀,又熟悉当下的民意表现形式,像网言网语、微电影等。

  中国青年报:作为“体制外”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你们觉得自己“成功”靠什么?外部的成才环境怎样?

  花千芳:我不认为自己成功,我只是作为一个网民代表参加了这个会。就我以前的经历来说,“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困难,主要是生存来源没有保障。尤其是网络作家,没有人给稿费,网站对网络作品往往是不用白不用。所以,我的主业是种地,写作必须是副业。

  此外,我们没有发表作品的平台和渠道,向出版社投稿很困难。出版社连“体制内”作家都养不活,就不用说养我们这些“体制外”作家了。我投过好多次稿,编辑都不拆封,说“出版计划已满”,就给退回来了—这也不能怪他们,新人写手太多,要挑出一个有潜力的,任务繁重;万一新人的书卖不出去,还要赔钱。我参加了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才有一些出版社跟我约稿。

  周小平: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很好,市场化运作已很成熟,一些网络作家挣得特别多。“天蚕土豆”一年1000多万元。文化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但文化也要取得市场的认可。因为,如果别人不愿意掏钱买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就没有意义—这不是市场决定论,而是,如果你的东西足够好,就一定有人愿意掏钱。当然,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

  中国青年报:当年初出茅庐时,你们怎么克服困难?

  花千芳:必须去适应环境。我的努力就是在网络上写作,只要我的文章能发出去,能让人看到就行。我不把写作当成生活保障。我今年写了接近100篇,2000~10000字一篇,也没挣什么稿费。基层作家想获得一点支持非常难—我觉得传媒平台是能不用就不用,用的时候能不给钱就不给钱,给钱的时候能少给就少给。

  周小平:我觉得不会有人比当年的我更惨。我上学的时候,父母双双下岗,我上不起学就去当兵。当完兵,我一边打工,一边自考大学文凭。我到北京时,一个人都不认识,父母都在四川老家,亲戚没有一个当官的、有钱的,我怎么办?

  我理解的“中国梦”不是让你躺在家里等着发财,而是给那些努力拼搏的人以机会。我在北京打工的前3年,经常别人早上9点钟上班,我早上6点钟上班;别人晚上6点下班,我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别的同事不愿意干的活,我全都拿过来干。

  中国青年报:希望进入“体制内”吗?或者,希望国家给“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什么扶持?

  花千芳:我不排斥这个事,也不热衷,都行。如果希望,就希望能有一个遴选的机制,给草根作家一个通道去展示自己。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领域,都该有这样的机制,这一点《中国好声音》做得挺好。现在有些文学评选,必须要有推荐单位。评作品,以文章论英雄就行,干嘛要推荐单位?

  周小平:说实话,如果让我去签约出版社,我还不乐意呢。我靠的是个人努力。这个社会需要个人努力和外界环境相辅相成。国家提供大环境,也不是说大环境好了就能发财。现在国家太平,经济增长、社会安定,其他的只能靠个人。我在打工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我也不去领失业金。我觉得自己不是弱者。

  中国青年报: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人生计划会有改变吗?

  花千芳:开完会,我坐着“地铁”—因为没有买到坐票,我在高铁车厢地板上坐了5个小时,回到了老家。回家后,媒体闻讯而来,采访都得“排档期”,不过估计过两天热闹也就消散了。

  以后我会以写作为主业,种地为副业。这也是我一生的希望。当然,我的写作方向是爱国主义。现在负面声音较多,对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不反对批评,也特别希望听到批评。但我认为,一定要在批评的同时,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案,那样批评才是有价值的,不然就成抱怨了。

  周小平:我以前做Flash网页游戏,后来做类似“三国杀”的棋牌游戏。现在开一家文化公司,做出版、展会等文化活动。将来,我不会以写作为主业。我对挣钱的兴趣也蛮大。我写作是出于热爱,说我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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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平:我对挣钱兴趣蛮大,以后不会以写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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