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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侯为贵:与任正非缠斗20年,堪比华为,却鲜为人知!

更新时间:2016-9-5 22:13:22  作者:张静波 文章来源:华商韬略 
文章导读:2016年1月,执掌中兴30年的侯为贵正式交棒,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30年前他在“七国八制”的围剿中起步,30年后他的企业一举击败西门子、诺基亚,位居全球通信厂商第四位,并与华为一道,将爱立信、阿朗逼至死角。

  在第一代企业家中,侯为贵几乎是知名度最低的。和他同时代的柳传志、张瑞敏早就声名远播,和他缠斗20年的任正非更是家喻户晓,只有他至今鲜为人知。

  2016年1月,执掌中兴30年的侯为贵正式交棒,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30年前他在“七国八制”的围剿中起步,30年后他的企业一举击败西门子、诺基亚,位居全球通信厂商第四位,并与华为一道,将爱立信、阿朗逼至死角。

  初次试水

  侯为贵1942年生于西安,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中专老师。后来,学校改为航天部691厂,侯为贵也从老师变成技术员,历任技术科长、技术副总。

  80年代初,在钱学森的要求下,691厂开始研究半导体技术。侯为贵作为骨干,被派往美国考察。在那里,他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震惊之余,每天接受市场的洗礼。

  在国内做集成电路时,厂里不考虑成本,电镀很厚,几个微米。美国人说,你们这是乱撒钱,电镀并不需要那么厚。对方的话让侯为贵第一次萌生了市场和成本意识。

  回国后,不甘心当一辈子技术员的侯为贵决定创业。1985年,他说服领导,以技术引进为由,前往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最初想做IC,但那是个烧钱的行业,为了求生存,他只好从电风扇、电话机等做起。

  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薄。以电话机为例,每台赚几毛钱,200多号人干一天还拿不到200块,人均创收不如一个修鞋工。但通过做电话机,侯为贵接触到程控交换机,他敏锐地意识到,通信业在未来将会迎来大发展。

  当时,国内通信市场被NEC、爱立信、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分别有来自7个国家和8种制式的机型,业界流传着“七国八制”的说法。侯为贵夹缝中求生存,针对农村市场,推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

  凭借这一产品,中兴摆脱苦日子,销售额很快突破一个亿。但苦恼随着而来,股东们开始为利益而争,侯为贵不愿看到中兴陷入险境,开始在产权上做文章。

  1993年,侯为贵等技术元老自筹资金,成立维先通,并与691厂、深圳广宇共同组建中兴通讯,在国内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通过这一制度设计,侯为贵避免了股东的过多干涉,争取到更多的自由度。

  这次制度创新后来成为中兴成长的重要推手,使中兴避免了国企“巨龙”式的悲剧。

  不搞技术崇拜

  侯为贵工程师出身,做了几十年的技术专家,但他对技术并不迷信。多年的市场摸爬滚打经验告诉他,技术必须紧贴市场,过快或过慢都不行。

  摩托罗拉当年因为技术崇拜,推出野心勃勃的铱星计划,最终却因为技术超前,投资巨大,以惨败收场,搞得元气大伤。侯为贵目睹了这一切,对市场多了一份敬畏,他的目光总是专注于技术和市场的结合点上,这让他有鹰一样锐利的眼光。

  2001年做小灵通时,这种产品并不受专家和企业待见。日本京瓷曾找华为合作,华为以技术落后为由拒绝了。在中兴内部,很多技术人员的观点和华为一样。更要命的是,国家的政策摇摆不定,曾几度下令封杀、缓建。

  侯为贵不为所动,他站在市场的角度,反驳了质疑者:第一,国内电信业分拆后,电信和网通为了生存,对小灵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灵通技术在日本很成熟,UT斯达康在国内已经布局。第三,与移动相比,小灵通资费低,单向收费。

  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兴坚持做小灵通。此后,随着国家政策放开,中兴赢得了大单。在鼎盛时的2003年,小灵通一度为中兴贡献了1/3的收入。

  很快,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

  联通上马CDMA之初,华为认为CDMA95技术落后,转而重金豪赌技术更先进的CDMA2000。侯为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95标准并不逊色于GSM,发展2000要从95积累技术。退一步来讲,即使联通没有采用95,中兴也可以寻求海外市场。

  最终的结果是,联通采用了CDMA95,中兴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两场战役,中兴完胜华为,趁机缩小了与华为的差距。

  时值互联网的寒冬,全球通信巨头都在苟延残喘。华为经过2000年的急速扩张后,也遭遇业绩大跳水,任正非不得不写出《华为的冬天》。而中兴却逆势成为当时表现最好的通信厂商,这其中被誉为“过冬棉被”的小灵通和CDMA功不可没。

  低成本尝试

  重视市场,并不意味着忽视技术。只不过,和华为重金豪赌某一技术不同,侯为贵采取的是一种低成本尝试的策略。具体来讲,中兴不排除任何一次新的机会,也不会在某个机会上过多下注,只有在形势明朗后,才会大规模投入。

  这种策略源自市场的教训。北电、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都曾因为冒进盛极而衰,有的甚至彻底倒下。另一方面,保守同样害人,曾经叱咤风云的诺基亚,就栽倒在以前的功劳簿上。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最好的策略就是全面跟踪,一个也不落下。

  在3G投入应用前,市场上有WCDMA、CDMA2000、TD-WCDMA三种制式,背后的主导者分别是欧洲、美国和中国。由于信息产业部久拖未决,各厂商不得不三头下注。

  虽然都是三箭齐发,但侧重点不一样,华为采取一贯的压强原则,投入几千人的研发团队,以压倒性的物力和财力,豪赌被公认为是主流的WCDMA。

  与华为不同,侯为贵采取中庸策略:不放弃WCDMA,适度投入;依托CDMA95,向CDMA2000过渡;与大唐共同起草TD-WCDMA,争取政府的支持。

  TD-WCDMA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国际标准,大多数厂商信心不足,敢于大规模投入的寥寥无几。但侯为贵断定,这是一次政府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必定会在政策上给与大力支持,因此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最初只投入了几十人,后来逐渐增加到3000多人。

  2009年,中国移动获得TD-WCDMA牌照。在设备招标中,中兴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毫无悬念地成为最大赢家。

  虽然后来,WCDMA成为世界主流的3G标准,华为也因为这次豪赌,逐渐拉开和中兴的差距,但侯为贵的选择,无疑确保了中兴的稳健经营。

  不轻言放弃

  侯为贵做事稳健,从不冒进,可一旦下决心做,就会变得非常固执,绝不轻言放弃。

  联通刚开始做CDMA时,曾在CDMA95和CDMA2000之间摇摆。1998年,好不容易选定CDMA95,在北京小汤山举行投标,中途却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原因是与高通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解决。

  几番折腾下来,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厂商纷纷选择放弃。华为的判断是:联通在短期内很难上马CDMA,即使几年后上马,也会选择更先进的CDMA2000。

  侯为贵也曾一度犹豫,在中兴内部,甚至出现项目组被解散的情况。但最终,他选择了坚持,继续投入大规模研究。结果,在后来的招标中,中兴几乎成为联通的唯一选择。

  2000年,TD-WCDMA被ITU接纳为国际标准,众厂商开始纷纷布局。但接下来长达八年的技术研发和政策等待期,却耗光了大多数公司的激情和信心,他们有的中途观望,有的则干脆彻底离场。中兴是少数坚持下来的厂商,最终大获全胜。

  海外征战20年,侯永贵的坚持不但让中兴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非洲是中兴的重要市场,那里很多国家政局不稳,经常动乱,中兴人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干活。

  2007年,侯为贵派人去开拓索马里市场,当地运营商安排两辆配有重型武器的专车来接机,车上由全副武装的保镖坐镇。深夜,酒店外传来阵阵枪声,一场激战正在上演。

  争夺埃塞俄比亚市场时,很多欧美通信巨头认为工程复杂,要在偏远地区雇人挖沟,埋电缆,感觉很吃亏,中途选择了放弃。但中兴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这样的坚持中,中兴人一点点赶上巨人的步伐。2G时代,大局已定,很难翻盘;3G时代,中兴主动出击,开始崭露头角;到了4G时代,中兴不但赶上了跨国巨头,还在技术上取得一定的领先优势,力压诺基亚,成为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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